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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政涛:教育研究,旁观其外,还是置身其中

发布时间:2018/02/22 发布作者: 点击:[]

曾经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,聆听了一个友人的大会发言,主题与“穷人教育学”有关。他的研究扎实,思路清晰,观点也颇有新意,很能给人启发。在会后的饭桌上,大家不约而同表达了对他的赞许。但另一位朋友却泼了冷水:研究穷人问题,不是很容易的事情,需要对他们有深入的了解和同情,但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研究和表达,是不够的,如果你关注穷人的生活和命运,自己却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,恐怕……他没有把话说完,满桌子的人都静默无声了。我知道这个研究“穷人教育学”的朋友,平日生活过得有滋有润:隔三差五开着名车去桑拿,时不时吆五喝六地聚会打牌……此后,我不再轻言对穷人和所谓“底层民众”的关怀。

这使我想起了那位终身都在寻找“灵魂配偶”的西蒙娜·薇依,她关怀穷人并践行信仰的方式是,远离原先舒适的工作环境,投身到工厂之中,和穷苦的工人们一起劳动。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,长年置身于穷困潦倒、疾病缠身的穷人中间,不计任何报酬地服伺他们。她一生经手过数亿美元的捐款,但从未用于自己身上,去世前,所有的财产就是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两双鞋。

大多数人都无法成为她们那样的圣人,我自己也做不到。我也没有权利更不可能要求:谁要关注穷人,就必须把自己变成穷人。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两种态度:旁观式的态度和置身式的态度。这两种态度,与研究者和思想者有关,与实践者同样有关。

旁观式的态度,是谋士和术士的态度,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,作为自己观察、言说和思考的对象,站在门外或窗外,摇着羽扇,喝着咖啡,品着茶水,向里面投身冷峻的眼光,随后从容悠闲地发表看法,或赞许称羡,或批评讥讽,间或作愤怒悲痛状,产生轰动效应,吸引大众眼球

置身式的态度,是从门外走进去,置身于自己关注的对象之间,和他们一起思考和工作,共同体验生活中的爱与忧愁,劳作中的累与孤单,并产生“共生体验”,这种体验既是将他们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纽带,也是思想者产生思想的源泉。

迄今为止,我的教育研究生涯中最大的改变,就是从“旁观”变为了“置身”,这是我长年参与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的结果。我从中获得的最大的领悟是:在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中,我的角色不能止于“批评家”和“鉴赏家”,而更应是“建筑家”,和老师们一起基于问题的发现,重建课堂,再造一座座教育实践的大厦。

但这只是我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态度。到德国之后,我很想知道德国的教育学教授和博士们,如何看待这个问题。

德国人一向有批判的传统,从康德的“三大批判”,到马克思影响世界至今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,再到将“批判”作为标识的法兰克福学派,如阿多诺、霍克海默、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,无不以其永不停息、从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著称于世。这些批判不仅催生了理论思想,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。然而,只有批判,就够了吗?

当我向德国教育学界的同行们,介绍“新基础教育”团队长年累月在学校田野中研究之时,他们普遍有两种不同的反应:要么惊讶不解,要么无动于衷,但他们共同以或隐约或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不解:为什么要这样?在他们看来,研究者可以到学校去,但必须保持价值中立,不能干预、介入中小学的教育教学。说到底,这还是一种旁观式的态度。正因为如此,致力于在了解教育实践基础上做研究的德国学者并不多见,他们还是习惯于在图书馆里,在书斋内,在文献堆中做研究。即使进入中小学,也是以“打捞者的心态”去捕捞各种有利于创制论文和专著的资料,对于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,他们也会以传统的批判精神严加剖析和挞伐,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,则与己无关:那是你们学校教师自己的问题,不是我的问题。

这种旁观式的态度是一种普遍性存在。许多人都在追寻美好生活,包括推崇以苏格拉底、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倡导的哲学家式的美好生活,然而,美好生活不是想象出来的,不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,不是用理论推演论证出来的,归根到底,不是旁观出来的,而是在置身中,用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的,实践出来的,即生命实践出来的。

任何理想,任何理论,都需要“生命实践”。最重要的生命实践,是以“改变”为目的的实践,在改变他人中改变自身,在改变自身中改变他人,这是教育的真谛所在,教育就是为人生的改变而生的,教育学就是为生命的改变而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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